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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

  • 2021-11-10 16:20:01|
  • 作者:|
  • 来源:JRS低调看直播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国内宏观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与时俱进、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选择,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理清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于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握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积极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重新审视经济周期: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顺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是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循环过程。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中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实现流通。经济周期稳定,物质产品增加,社会财富积累,人民福祉提高,经济实力增强,从而形成螺旋式发展过程。经济周期不顺畅,经济运行受阻,增速放缓,社会财富积累放缓,民生福祉受损,各种风险聚集。根据经济活动的覆盖范围,经济周期可以分为基于国内分工的国内经济周期和基于国际分工的国际经济周期。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难以切割和密切相关的。

第一,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只有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突破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瓶颈制约,消除各环节循环的瓶颈制约,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更高效、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动态平衡,才能始终保持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和发展韧性,从而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

生产环节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生产置于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分配、流通和消费,也决定不同环节之间的关系。是科学的第一生产力。高水平的生产依赖于高水平的科学技术。目前,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供给是提高生产水平、保障生产环节平稳运行的重要条件。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科技创新的短板暴露出来,主要是原始创新和底层技术供给能力不足,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核心元器件、基础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瓶颈”问题突出,成为生产周期的瓶颈制约。迫切需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推动科技创新在稳定经济周期中发挥关键作用。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直接影响生产环节,对经济循环的畅通有重大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产业链国产化程度提高。然而,中国产业链整体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在产品质量和性能、精度、稳定性、可靠性等方面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分配是生产与消费的纽带,直接关系到扩大消费、释放内需潜力。确定生产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合理的收入分配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激发经济发展活力,还可以促进居民消费,释放内需潜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取得积极进展,但收入分配领域问题依然突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再分配机制不健全,收入分配秩序仍需规范。这就要求加强收入分配改革,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切实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最根本的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流通是有效连接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的“动脉”,是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基础。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条件。高效的流通体系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链接生产和消费,扩大交易范围,促进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近年来,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完善,流通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商品和要素流通的制度环境显著改善。但与此同时,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流通中的中间环节仍然过多,不同交通方式的“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仍然存在许多断点和堵点。要加快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优化综合交通走廊布局,加快形成内外互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提升现代商贸流量。

通体系,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跨界融合,增强对国民经济循环的支撑能力。

消费环节是经济周期的终点和新起点,是释放内需潜力的主要着力点。通过扩大消费,可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和强大的国内市场,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对平滑经济周期将起到引领作用。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城市人口超过欧洲总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美国总人口。但由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市场潜力尚未充分释放。这就需要努力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有效减轻居民生活压力,让人们愿意花、能够花、敢花。近年来,我国消费升级转型加快,呈现出商品消费高端化、消费结构服务化、消费模式网络化、消费产品智能化等新趋势。要适应消费升级转型新趋势,推动生产环节更好适应消费需求新变化,优化产品结构,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建设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支撑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过程。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深深地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促进了国家间交流和相互依存的加深。国际分工客观上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力量。首先,国际分工作为一种适用于机械工业和世界生产体系的世界性生产组织,有利于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有效节约总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国际分工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的资源优势,尽可能将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降到最低,从而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国际分工也导致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分化。发达国家依靠资本和先进技术生产工业产品,而欠发达国家大多局限于农业生产和资源开采等低端生产领域。因此,国际分工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国际分工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效应使不发达国家通过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国际分工呈现出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落后国家为外围的基本格局。这种“中心-外围”的格局是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分工体系不断深化,但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的主导格局。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在供给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本和技术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源等初级要素相结合,从而降低成本,获得高额利润。需求方面,发达国家推动的国际分工深化为世界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促进了发达国家财富和利润的集中,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进而使发达国家成为最终的消费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必须依靠发达国家的市场,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和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来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分工在不断扩大和突破现有边界,也为超越现有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重构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体系开辟了现实途径。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在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下,进行了艰难的产业体系建设、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极大地提升了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供给方面,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最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外汇储备逐步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外国投资者和一些领域的重要技术出口国。需求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逐渐显现,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明显增加,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麦肯锡相关报告指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相对增加,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相对降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最终消费市场,改变了现有的全球市场结构。随着中国国内市场整体规模的加速扩大,与美国、欧洲等最终消费市场形成权衡关系,中国将从参与全球经济体系转变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阶段,从而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在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促进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在经济全球化和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国内经济循环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产业技术进步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与世界主流隔绝只会扩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又要坚持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与世界经济互动更加紧密。

如今,世界上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重要支撑。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巩固提升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中国成为吸走全球优质高端要素的引力场,让国际循环更有效地提升国内循环效率和水平,将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强经济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同时,中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彰显大国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责任担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发展模式的演变;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逻辑

经济发展总是分阶段推进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内外部环境和发展条件,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

建国初期,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非常严峻。国际上,在美苏“冷战”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封锁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在国内,中国的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工业部门不完整,技术水平非常落后。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这样的条件下,必须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生产和消费基本上都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从而形成以国内流通为主的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市场加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潮期,为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效促进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开始建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并逐步扩大对外开放。1988年,中央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与国际资本和技术嫁接,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这对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填补储蓄和外汇“两个缺口”,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空间迅速扩大,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快速增长。随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大规模低成本劳动力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全球制造业生产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制造业加速集聚,中国成长为“世界工厂”,普遍形成以美欧为消费市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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